过了小满，风一天比一天热，吹过来，裹着日头的余温，拂过田野，麦穗应声黄了。

  农机手马荣国，陕西渭南人，四十多岁。每年这个时节，他都要跨过省界，去河南南阳，寻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友。

  这对好友相识已有二十余年，而缘分的开端，始于一场麦收。那时，马荣国刚入行，作为一名“麦客”，走进别人家的麦田。

  麦客，是土地的客人，也是季节的候鸟——顺着麦熟的次序，追着那一线由南向北推移的金黄。

  马荣国记得，那些年里，他和十来个弟兄结伴，过湖北、河南，至甘肃、青海，最后赶在自家麦子成熟之前回到陕西。“地里的活苦得很，从天不亮干到满天星。”他说，“可也开心得很，走到哪个村子，都有熟人。”

  在路上，他们收割的不止是麦子，还有与一个个村庄之间的情分。而这些用镰刀和汗水写下的故事，都在不知不觉中，被一个古老的节气从容纳藏——芒种。

即将进行收割的麦田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  芒种，在二十四节气中是一个很特殊的节点。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韩红艳说，“大多数节气或以气候命名，或以物候命名，唯有芒种，直接以收获与播种两大紧密衔接的农事活动为名。”

  她介绍说，“芒种”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《周礼·地官》：“泽草所生，种之芒种。”东汉郑玄为《周礼》作注：“芒种，稻麦也。”彼时《周礼》中所言“芒种”，泛指稻、麦等有芒作物，是广义农学称谓，并非专属节气名称。

  历经岁月演变，芒种的节气内涵沉淀明晰。“芒”，是麦类有芒作物锋芒毕露的成熟，亟待收割；“种”，是谷黍等秋收作物入土的决意，必须抢种。南朝梁代崔灵恩《三礼义宗》释曰：“五月芒种为节者，言时可以种有芒之谷，故以芒种为名。”元代吴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：“芒种，五月节，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。”

  每年芒种时节，我国北方地区气温攀升加快、降水日渐丰沛，初夏气候特征愈发鲜明。域内麦类作物次第成熟，秋收作物的播种也迫在眉睫，“连收带种”成为最鲜明的农事节律。

  “夏播作物播种越早，生长期越充裕，秋收稳产丰收也就越有保障，这直接关乎全年收成丰歉。”韩红艳说。民间有“芒种忙，麦子黄，好似龙口去夺粮”的说法，“芒种不种，再种无用”的民谚也道出一种紧迫。

  这份紧迫，种地的人最清楚。渭南市临渭区阳光利民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柳路路说，渭南地区基本要在三至五天内完成小麦收割，紧接着再用三至五天完成夏播玉米，“即便已经机械化，时间还是很紧张，因为秋收玉米的产量，往往是由夏播的时间决定的！”

  关中农户与时间赛跑，麦收、麦后复种连轴推进，劳作强度大、时间跨度长。正是这样的背景下，至迟在明清两代，请麦客助收已成为各地普遍的农事选择。乾隆年间的《宝鸡县志》记载：“麦秋刈获，必需麦客。”清代文人吴振棫在《花宜馆诗钞·麦客行》自序里写得更细：“麦客十九籍甘肃。麦将熟，结队而至，肩一襆，手一镰，佣为人刈麦。自同州而西安而凤翔，遂道阶成而归。”

  韩红艳解释道，这条路线说的是麦客从甘肃老家向东进入关中，然后顺着小麦成熟“东早西晚”的规律，从潼关、渭南一路向西，追着麦熟走到宝鸡，收割完毕之后再绕道返回。“这就是‘追着季节走’的具体含义。”

  说回麦客，这个群体之所以叫“客”，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双重的。对于关中的土地，他们是外来的务工者；但对于整个农耕体系来说，他们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  “在大面积种植区，光靠本村劳动力根本忙不过来，所以才有了对麦客的刚性需求。”韩红艳说，这种需求塑造了一种特殊的乡土协作模式。旧时麦客大多背着行囊、手持镰刀走村串户接洽活计，工钱普遍按收割亩数结算，谈妥即刻下地。雇主大多提供膳食，部分安置住宿，多数麦客则临时栖身于麦场、仓库、屋檐之下。

  而今，跨省作业的农机手延续了追农时、跨区助农耕的传统，成为新一代的“麦客”。

6月3日，渭南市高新北区龙背镇小麦收割现场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  麦客和主家之间，从来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。双方在长期的合作中，逐渐建立起信任和感情。像马荣国的那些农人朋友，一交就是二十多年。时代在变化，技术在革新，镰刀变成了机械化作业的农机，但这份传统情谊却如田中麦穗，一茬又一茬，依然在延续。

  芒种年年都会来。它来的时候，麦穗金黄，伯劳啼鸣，螳螂在草丛里悄悄长大。它不仅教会这片土地上的世代农人耕耘有时、收获有期，更提醒着每一个奔忙的当代人忙有所值、闲有所安，在张弛有度间守住本心。（记者张申博）